小城橋畔，她以 19 歲妙齡初登大螢幕，走進八〇年代的台灣電影新浪潮；浪跡世界之後，因為一部劇本的落淚，50 歲從電視劇跨向電影的監製，她是探詢《囧男孩》新演員的精準眼光，也是《艋舺》幫派械鬥大戲的號令大姊大，更是劇組人員心中的烈姊。蹤橫了台灣影劇的幕前幕後，她是李烈，鞠躬為一個好聽故事，盡瘁以感動人心，活躍戲劇生命的美好熱忱！
從電視電影的當紅女星，轉身成衣到重回戲劇
李烈，台灣當今電影電視的知名監製，最早從《小城故事》獨立敢愛的林月華，接連出演《海灘的一天》、《早安台北》等躍為台灣當紅女星；後來擔任《囧男孩》、《艋舺》、《翻滾吧！阿信》多部電影的製片，更再掀台灣電影的感動熱潮！這天，我們來到電影公司的辦公室，見到大家口中的「烈姊」，身後一幅台灣地圖裡盡是拍片地點的標記，她俐落的白灰短髮、細邊的圓框眼鏡之下，眼神藏不住敏銳，時而笑得開懷爽朗，烈姊談起最早的夢想，「我從小學開始，志向就是當記者！」嚮往用擅長的文字報導真實、砍除世上不公不義，笑說以前從沒想過演戲。
當時年僅 17 歲的李烈，在操場遇上創辦劇團的學長，「走！妳跟我走！」將她抓上舞台劇場，意外為電視劇導播黃乙功相中，「那時電視劇拍戲兩天就有兩千塊，這筆打工好賺！」笑說當時對表演毫無概念、只圖個優渥的工資，李烈姣好的亮麗外型、不害怕演戲的大膽，讓她從台視劇場的單元劇配角，到李行導演的《小城故事》，一夕紅遍台灣街頭巷尾！戲劇邀約從此不間斷，「名氣一大，記者的夢就沒辦法了，總不能訪問的人名氣比受訪者還大。」她有些可惜，卻又豁達笑著，「所以我人生不喜歡做計畫，因為人生常常會有很多機緣跑進來。」
然而，當紅時期天天連夜趕戲，「最高峰是一個月拍三部電影、一天二十四小時分成三個時段，最高紀錄是四天三夜沒睡覺！」加上永遠只能是玉女明星的定型、無從挑戰新角色，更快速消耗了她的熱忱，「我是個很需要新鮮感的人，生活完全沒有 input。」於是，某次到中國表演的契機，大家爭相讚賞她的衣服妝容，她笑說當時演員必須自備衣服，常常自己請裁縫做衣服而培養出眼光，「剛好一個機會來了，因為也不想幹了，我抓了那個機會就跑了！」李烈轉身投入成衣業，一個人搭飛機跑了中國各大城市，但她不懂得經營管理，自嘲是錢燒光了，「我是懂得文字，不懂得數字，所以失敗是一定。」1995 年先後旅居香港、紐約，但旅行再有趣迷人、也不是長久生活之計，終於 1999 年回到台灣，從她 19 歲起最熟悉的影劇圈重新開始，更推開另一扇幕後的製片大門。
每部戲都是新的挑戰，「我當監製，是校長兼撞鐘！」
外頭兜轉一圈，演藝圈早已物是人非，烈姊當時也想過繼續演戲，但台灣戲劇少有三、四十歲的女性角色，遂而轉往技術門檻較低的電視製作人起步。「我喜歡文字，喜歡故事，製作人就是把一個個故事串連起來。」不只是年輕時演戲的累積、熱愛閱讀和電影的養分，跑遍世界各地十幾年也開闊了眼界，讓她快速步上軌道，更因為多部電視單元劇，紮下後來拍電影的深厚基礎。「做戲的人，這個故事能夠打動你，是最重要的。」烈姊說，當時客串楊雅喆的《偵探物語》，喜愛他的作品、也力邀他寫單元劇，竟迎來她首部製作的電影劇本，那時一邊看一邊哭，腦海浮現幾十年沒想過的國小同學，正是《囧男孩》，「直到現在，我最喜歡的還是《囧男孩》，它是一個那麼打動我的劇本。」
「所有你沒有做過的類型的片子，都是一個挑戰。」烈姊說，電影最難以 SOP、如工廠制式產出，不同類型的電影拍法也自然不同，像是《囧男孩》，他們親跑各個學校海選了六千個小孩，終於選出三個主要角色，也不能以大人的方式教表演，而是改以肢體和膽量開發，訓練他們的想像力；又像是《艋舺》必須到萬華和幫派的場域田野調查，尤其是五百人械鬥的大戲，請託當地大哥幫忙調來「真兄弟」擔任臨時演員，不只事前沙盤推演、安排二十個檳榔攤供應檳榔冰飲，也和市政府各局處開會討論封街細節，當天客運載到各路人馬，烈姊擔綱指揮每個人去弄頭髮、換衣服，她形容當時內心的澎湃，「哇，自己好大哦！太 High 了！如果不是拍戲，你人生哪有機會可以一次指揮這麼多兄弟？」更笑說，每次都有新挑戰正是她的最大動力，「不然這麼辛苦又賺不到錢，哪裡撐得下去！」
「演員是個人，只要自己搞好就好；製片是看通盤，要懂得運籌帷幄一個團隊，組織力量要夠強。」製作人的角色，由上而下是監製、執行製片，再細分成生活、交通、場景等製片組，而每個監製作風也不同，有的是組織技術團隊，有的是只負責籌資金，現場交給執行製片和導演，烈姊一向是親身親力而為，「我就是校長兼撞鐘，比較雞婆啦！」比如《囧男孩》找不到資金、找不到人而跳下去幫忙，也會幫忙提點年輕導演想像與現實執行的落差，或是男性導演不諳角色的服裝造型，她笑稱什麼都管，「以前做電視就是這樣，對很多導演來說可能比較討厭。」輕描淡寫的笑語之後，更蘊藏著她多年的感觸與心疼，時常看到年輕導演可能經驗不足、或是受限於時間資金，可惜缺乏有經驗的監製幫忙，「台灣很多影片都很棒、都有創意的點子，但是執行出來的成果不夠好！」如何講好一個故事，不只需要導演的鏡頭，也需要監製的資源統籌，烈姊更傾其所能地運轉整個劇組，成就一部電影，宛如啟動一道新的齒輪，進而轉動了台灣影劇的生命。
把劇組當作自己小孩，熱情成就台灣影劇
不只擔任監製的工作，也因為年紀資歷較長，劇組裡人人喊她「烈姊」，「我也把他們當自己小孩，在現場平時不罵人，如果真的發火就是事情大條。」烈姊更將心比心，「每個人都是他父母的心肝寶貝，我們拍戲不見得都給出最優渥的酬勞，但心情上可以給到最好。」儘管自己沒有生小孩，但十幾年來，在片場盡可能照顧大家，她最感動的是，拍攝《健忘村》常常風雨交加、一下雨就滿場泥濘，最後一週演員殺青的時限在即，看到所有工作人員扛著器材跑起來、努力搶時間，心裡滿是激動，「哎，沒白疼你們！」
「台灣年輕人很多是用熱情在做事情。」生在台灣這座小島，無形中涵養了人們的熱情模樣，「在創意產業，最重要的是勇敢，但勇敢是需要後盾的，否則會死無葬身之地。」相較於韓國，擁有獨立於政黨輪替的文策院，不單是補助、好萊塢的公費進修，更有超過二十年的全盤文化政策；反觀台灣，面臨全球化的競爭、短線政策導向的政治生態，「我們吃苦耐勞的能力非常強，講起來有點心酸。」烈姊語重心長，但也肯定台灣的靈活，「有人會嘲笑我們的小確幸、熱情，但我覺得那是重要的，就是『理想性』。」更希望台灣能深耕長遠的文化政策，為電影、為台灣蓄積更多創意與人才的能量。
當我們問起對台灣電影的期待，烈姊說，「只要每個人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，就是值得期待。」談到今年籌備九月上映的電影《返校》，總是不吝於分享經驗、照顧劇組的她，笑容裡多了幾分柔和，像是一個母親穩穩伸出雙手，帶著孩子站立、學步，然後放開手，讓每個故事勇敢奔向遼闊的世界，真誠擁抱觀眾的心，在跨越國境與時代的舞台，耀眼發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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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｜人間猫攝影（Website / Facebook / Instagram）